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体现了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担当、理念思路和方法举措，是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

　　浙江省坚决落实“全面”和“从严”的要求，把握运用“四种形态”，着眼整个“森林”，既重治标又重治本，通过常态严管“大多数”，严厉惩处“极少数”，时时处处体现从严管理、从严监督、从严问责。

　　今年1至8月，全省开展廉政谈话35931人，谈话函询5126件（次），立案9523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95人。

　　层层传导，抓牢实践“四种形态”主体责任

　　“有反映说你在老家摆酒席时，邀请商会人员参加，请你就此问题作出说明……”这是平湖市当湖街道党工委书记日前对一名党员干部开展的谈话。

　　像这样收到反映后及时打个电话“问一问”，或面对面“谈一谈”，或书面发函，让当事人提交情况说明并由其所在的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签字背书”，已成为浙江各级党组织抓牢实践“四种形态”主体责任的一项重要举措。

　　实践“四种形态”特别是第一种形态，主责在党委。要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滋生土壤，打造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各级党委书记就必须既挂帅又出征，对身边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抓早抓小，通过谈话、函询等方式咬耳扯袖、红脸出汗。

　　省委带头把落实党委主体责任作为实践第一种形态的“牛鼻子”来抓。专门下发文件，以责任清单的形式，明确各级党委、纪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在落实“四种形态”特别是第一种形态的具体责任。省委书记夏宝龙表示，“严管干部就是爱护干部，多批评人才能少处理人”，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今年1到9月共约谈51名省管领导干部。

　　全省各级党委（党组）层层压实责任，把实践“四种形态”情况嵌入党委向上级纪委汇报履行主体责任情况的内容。主要负责人把约谈提醒作为分内工作，经常教育提醒党员干部、经常参与谈话函询并签字背书，切实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杭州市委要求班子成员对分管领域的67名党员领导干部“红脸出汗”；绍兴市委出台有关办法，通过“党委开展谈话，限期整改反馈，记入廉政档案”的方式，提升谈话提醒实效。

　　准确把握，综合运用“四种形态”各种方式

　　“感谢组织的及时提醒，回去以后我立马整改，今后将更加注意自己和亲属的言行。”省某厅副厅长因与其妻子所经营的公司可能存在利益冲突，被厅党组书记约谈。通过约谈，该副厅长主动提出注销妻子的公司。

　　浙江市场经济活跃，针对近年来各地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或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等问题。省委、省纪委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告诫党员干部要相信组织、依靠组织，主动向组织讲清问题。仅在台州市，近两年就有87名有问题的党员干部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了问题。

　　“‘四种形态’是以党的纪律为尺子进行划分的，既针对苗头性问题，又覆盖各种违纪行为，为党委履行好主体责任提供了具体方法和抓手。”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任泽民说。

　　为早发现问题、早铲除病因，浙江严格限定线索处置时间，要求做到即收即定即办，对反映党员干部的问题线索及时进行处理。今年1月至8月，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收到问题线索12225件，均在收到一个月内按要求进行了妥善处置。

　　“我们在核实谈话函询中，对于被谈话函询对象能如实主动说明问题的，尽量给予宽大处理。然而，有温度并不是松尺度。”浙江省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对于被谈话函询对象没有按要求作出说明或问题没有说清楚的，先进行再谈话、再函询，如果还避重就轻或故意隐瞒事实，就坚决立案审查，给予从重处理。

　　针对群众反映省环保厅原厅长徐某帮助特定关系人承揽工程谋取利益的问题，组织上多次找他谈话，他故意隐瞒事实，挖空心思向组织说假话，对教育帮助拒不接受。最后通过深入核查，查清了其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的事实，并将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强化问责，确保监督执纪奔着“精准化”去

　　走出市纪委办公室，平湖市某市直单位局长徐某某舒了口气。“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因原单位的事被约谈。现在事情说清楚了，心里也踏实了！”

　　此前，徐某某工作过的单位先后有3名中层干部因收受企业贿赂被查处，作为该单位曾经的负责人，一方面负有主体责任，另一方面本人也有违纪的可能。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徐春华随即启动谈话函询工作。

　　“我本人没有收受过企业的好处，但当时确实存在提醒不到位，监督失职，对下属疏于管理的问题，这也给我敲响了警钟！当领导既要抓好工作，也要管好下属。”徐某某红着脸说。

　　为压实党委抓“四种形态”的主体责任，浙江加大问责追责力度，严肃追究因失察失管导致职责范围内发生严重违纪案件领导干部的责任。省委以狠抓《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贯彻落实为契机，把开展问责作为实践“四种形态”的有力抓手。省、市、县、乡四级党委逐级传导责任，以问责促履责。2015年9月以来，全省共查处“两个责任”履行不力问题705起，问责领导干部1008人。

　　为确保实践第一种形态的质量和效果，防止出现“一谈了之、一函了之、一询了之”等问题，除谈话函询后必须由主谈领导签字背书外，省纪委每年都坚持抽取一定比例的谈话函询件进行核实，特别是对拟提任或转任重要领导岗位的干部，坚持以核为主，尽量避免发生“带病”提拔。

　　“核实比例已经由去年的15%，提高到目前的20%。”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说。

　　针对第一种形态对应的问题基数大、类型多的情况，省纪委围绕谈话函询提出实施步骤、处置规范和纪律要求。在对象选择上，建立健全问题线索集体研究审核机制，严格依照五类处置方式和相应标准，集中研判问题线索，做到该谈必谈、该询必询。在方式方法上，做到“三个并举”，即“既用纪律尺子衡量、又用高标准引领，既讲问题、又提希望，既谈清谈透问题、又鼓励放下思想包袱”，真正使谈话触及思想和灵魂。在结果运用上，注重“三个防止”，即“防止一谈了之，防止谈而不核，防止以谈代查”，明确每次谈话后形成签字背书的书面材料，并视情开展核实。

　　（本报记者 颜新文 何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