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包惠僧生于湖北黄冈团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青少年时期的包惠僧热情耿直，好打抱不平，因此被起了个 “包大炮”的绰号。
1917年，包惠僧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先后在《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等报社当记者。191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肄业，同年参加五四运动。
当记者期间，包惠僧以“鸣”或“雷”为笔名，寓意用雷电轰鸣震撼死气沉沉的旧中国，在乌云密布的世界中撞出一个缺口。他的文章大部分都是针砭时弊，揭露社会黑暗面的。
期间，包惠僧因为工作关系，采访到了陈独秀。两次采访中，包惠僧虚心向陈独秀请教了五四运动、婚姻自由等话题。陈独秀发现这个青年人很有想法，便很耐心地给他一一讲解。这两次谈话深深地影响了包惠僧的人生方向，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
1920 年秋，包惠僧在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了中共早期党员。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包惠僧与陈公博代表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大后，包惠僧先后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后改为区执行委员会)工作,主要是组织工人运动。当时，因在湖南组织民众抗议军阀惨杀劳工领袖而遭到通缉的毛泽东离开湖南来到武汉，就住在武昌的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机关内，一住就是十余天。在此期间，包惠僧与毛泽东多次交谈，相处融洽。
1927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发动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白色恐怖降临，形势不断恶化，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都面临严峻考验。
这年5月，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发动叛乱。包惠僧因担任过该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在整训部队时没有向党报告工作情况且生活放纵，违反了党的纪律，在夏斗寅叛乱时也没有把工作做好，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包惠僧觉得委屈不服气，并认为这与张国焘有关。实际上，当时陈独秀曾写信给包惠僧，嘱咐他与张国焘接洽，共同对付夏斗寅，但他竟因与张国焘有前嫌而不加理会。
这并非是包惠僧第一次因个人主观因素违反组织纪律。早在中共二大时，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准备在郑州召开，张国焘带着林育南、许白昊前往出席。包惠僧竟然自认为林、许是“张国焘的小组织分子”，并派工人纠察队阻止二人出席会议。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果断作出发动南昌起义的决定。1927年7月20日前后，包惠僧奉周恩来之命，到南昌待命，并准备接江西省军委工作。周恩来任命包惠僧为《前敌日报》主编，包惠僧立刻着手工作，准备先买一部油印机和白报纸。可当时的形势一天紧过一天，报纸还没有出版，包惠僧就患疟疾病倒了。
8月3日到6日，起义军陆续撤离南昌。期间，周恩来专门前往旅店找到包惠僧，看到他躺在床上，正在发烧，问他：“部队要撤出了，你怎么办?”“……我实在走不动了”包惠僧回答。
周恩来不能久留，要包惠僧尽快转移，暂时在南昌潜伏，叮嘱他等病好了，就去追赶部队;若赶不上，就去武昌找组织。他还给包惠僧写了介绍信，并留下了一些钱，才匆匆告别。
包惠僧后来在南昌一个亲戚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才化装逃出南昌，到九江搭船回了故乡黄冈。但乡下风声也紧，包惠僧又到武昌，也没有找到组织，在武汉也待不下去，他随即带着妻子逃到江苏高邮(妻子老家)暂时避难。在高邮住了两个多月后，他又前往上海。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包惠僧对革命前途失去了信心，产生悲观情绪，意志消沉，继而脱党，后来还出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等职务。
1948年后，包惠僧举家迁往澳门。1949年10月初，新中国成立没有多久，澳门电报局来了一个中年男人，要求往北京发一封电报。电报开头写道：“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兄等以廿余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
这个人竟然称新中国的总理为兄，他是什么来头?
这封电报的大意是：经过20多年艰苦奋斗，终于革命胜利了，我感到很佩服很欣慰，如果有船的话，我希望能到北京来当面听您你的指教。
落款是：弟包惠僧叩。
一个星期后，包惠僧收到中共中央的复电，欢迎他回来。1949年11月，包惠僧从澳门回到北京。周恩来、董必武都以老朋友相待，请他吃饭。周恩来对包惠僧说：“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你对党要有个交代。” 这实际上是让他对自己的变节行为向党组织交代清楚。
包惠僧回去后，写了一篇长文，痛心地检讨了自己在大革命中立场不坚定，脱离革命，投靠蒋介石的错误，认为自己“罪不可赦”。他写的材料上报后，中央同意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送他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此后，包惠僧先后担任内务部研究员、国务院参事等职务，写了不少回忆中共早期历史的文章。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病逝于北京，走完了其起起伏伏的一生。
包惠僧起伏人生，表明在革命过程中理想信念与纪律观念是紧密相连、缺一不可的。作为一个合格党员和坚定的革命者，需要不断增强组织观念和纪律意识，自觉接受党组织的监督，才能在前进道路上永不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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